续忧危竑议(晚明一大奇案“妖书案”是否存在过

妖书案实际上牵连极广，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详尽，但胜在事件脉络详实，稍加梳理倒也能窥知一二。

这案子与明神宗有莫大关系，说起明神宗，即是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某日明神宗去拜访自己的母亲慈圣太后，本来一切照常，偏偏在离开的时候，明神宗偶遇了一位宫女——王氏，见其长相貌美，一时间情难自控，便当场将其宠幸，随后大摇大摆的离去。

这一离去不要紧，偏偏这王氏又怀上了龙种，且让慈圣太后知道了，而太后本人呢，恰巧也是宫女出身，于是对同为宫女的王氏关爱有加，并找来明神宗，告知他王氏已有身孕。

明神宗得知这消息也是一脸懵逼啊，他心想就是一时冲动，怎么就有了自己的骨肉？且对方还是一个卑微至极的宫女，这不光彩的事儿要是传出去，老朱家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于是明神宗矢口否认临幸过王氏，结果因为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在《内起居注》中，所以慈圣太后当即找来专人询问，果然明神宗临幸王氏一事也被记录在册，明神宗即使羞愧难当，却也只好承认。

之后，原本是一介宫女的王氏，就此一步登天，成为“王恭妃”，她安安心心的把龙种生了下来，正是明神宗的长子，起名为朱常洛。

（朱常洛画像，后登基仅一月便病逝，也称“一月天子”，不过他两个儿子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大儿子朱由校，五子朱由检。）
但因为明神宗和王氏并没有任何感情，甚至对其非常冷漠，所以直到朱常洛出生，明神宗也没有再继续册封王恭妃为贵妃。

再到万历十四年元月，极为得宠的郑妃，为明神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起名为朱常洵。

这郑妃跟王氏可是有着天壤之别，恨不得皇帝一年365天得有300天跟她腻歪在一块儿，所以明神宗大喜之下，便册封郑妃为贵妃，之后又言听计从，导致郑妃屡屡插手朝野之事，由此甚至引起诸多骂声。

很快就有反对声音流传而出，说给你生下大儿子的王氏你不册封，却唯独册封给你生下二儿子的郑妃，明显是独宠郑妃，既然独宠，后宫定有人内心不平，日后等这两个儿子都长大了，难保就不会出现争权，甚至是会废长立幼，到时候如果大儿子朱常洛没犯任何错误，你无端的把他废了，再立二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这就会引起世人对你的疑问，诸如明神宗肯定是个被妃子迷晕的昏君之类。

（朱常洵画像，后来有一说，朱常洵被闯王李自成炖成了肉汤，此事存疑，暂且不提。）

因为这朱常洛的生母王氏虽然曾是宫女，但按照先后顺序来说，朱常洛毕竟也是皇长子，拥有皇室第一顺位的合法继承权，所以有些大臣就以此为理由，提醒明神宗朱翊钧，好歹也要给王氏一个差不多的名分，可以最大限度防止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

其实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郑妃的儿子万一真成了太子，凭借她现在就插手朝政的行为来看，只怕朱常洵继位以后，再加上其母郑贵妃染指朝政，恐怕整个朝野都会鸡犬不宁，于是大臣们力推老大朱常洛为太子。

朱翊钧虽然把这建议听进心里，但毕竟当时他极其信任郑妃，为了不伤害与郑妃之间的感情，他便将册封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

正是明神宗采取的种种拖延之策，以及郑妃在暗中阻挠，外加大臣们长久不懈的谏言争执，最终将一场由“临幸”引发的事故，演变为极其错综复杂的党权之争。

就在这种风起云涌的时刻，偏偏又出了一件怪事，才彻底引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妖书案”。

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时任山西按察使的吕坤，收集了从古到今贞妇烈女的典故与史料，编著出一本《闺范图说》。

这本书实际上没有任何怪异之处，只是详细记述了历史上的女中贤良，并对其进行歌颂与讨论，且了女性的行为标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本非常正面的书籍。

但好巧不巧，这本书一经问世后，被当时一位叫陈矩的宦官看到，这宦官觉得有趣，便随手买了一本，并带回了宫中。

结果又好巧不巧，这本书不知怎的被郑贵妃看了，郑贵妃觉得此书很好，但自己也能称得上是“贤妇烈女”，便命人在《闺范图说》的基础上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时期的明德皇后开篇，以郑贵妃本人终篇。

（明德马皇后）
于是第二版照比第一版，多了这十二位原作者并不知情的“新人”，并且由郑贵妃本人作序，又找了自己的伯父郑承恩等人重刻成新版。

到此，这本由吕坤所著的《闺范图说》，彻底变成了另一本全然不同的书，除了原作者姓名与原书内容保持不变外，另增加了一篇郑贵妃亲手撰写的序文以及十二位“贤妇烈女”，还有若干张图画，实际上已经与第一版千差万别。

随后不久，此书流传于世，一开始还有人分辨得出第一版与第二版的不同之处，但随着时间流逝，很快两本书便被混位一谈，但世人仍旧认为都是吕坤一人所写。

直到升迁为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奏《天下安危疏》，也称《忧危疏》，请求明神宗节省开销费用，多为天下百姓考虑，停止高昂征税。

此时正值“是否立朱常洛为太子”而引发的党权之争时期，朝野分成多个党派，日渐斗争激烈，而吏科内有个官儿，名为戴士衡，得知吕坤上奏后，借机大做文章，向明神宗上书弹劾吕坤，说此人起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结纳官闱，逢迎郑贵妃”，有“包藏祸心之嫌”。

吕坤得知后立即上奏为自己辩解，称“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大意就是说“自己当初担任山西按察使时，的确写了一本《闺范图说》，但后来翻刻版本太多，且内容也被人增补删减，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所以请求皇上将臣所写的第一版《闺范图说》与郑承恩等人后来翻刻的《闺范图说》相对比，便可知臣究竟有无包藏祸心。”

不等皇帝断绝此事，京城内再起风云，有位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针对吕坤的《忧危疏》写了一篇跋文，跋文即是说明性的文章，也可理解为是针对某一篇文章展开讨论与评价，这位“燕山朱东吉”便在跋文中批判吕坤，名为“忧危竑议”，意思是在吕坤所奏的《忧危疏》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议论，并着眼于更深层次的含义。

文中主要论述了三点

第一，议论历朝历代“嫡庶废立”之事，影射“国本”问题。

此论和我前文所述一致，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位记载的“贤妇烈女”正是东汉时的明德皇后，而这位姓马的明德皇后由贵人身份进入中宫，与郑贵妃的人生轨迹基本相似，吕坤写明德皇后的用意，其实就是想暗中讨好郑贵妃。

虽然实际上这明德皇后并非吕坤所写，而是被郑贵妃改版编入《闺范图说》，也就是增补的那十二人之一，实则与吕坤所著第一版并无关系。

第二点，郑贵妃重刻新版《闺范图说》，名为增补“贤妇烈女”，实则是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夺立太子埋下伏笔。

第三点，结合以上两点，认为吕坤上奏《忧危疏》别有用意，他在疏中几乎无事不言，却惟独不提立太子一事，其用意明显是在向皇帝暗示应立朱常洵为太子，而废朱常洛。

，这篇针对吕坤所写的《忧危竑议》得出结论，直言吕坤与郑贵妃外戚郑承恩，以及户部侍郎张养蒙，还有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私结营党，且全部依附郑贵妃，欲凭此掌控朝政。

此文一出，当即引起世间的轩然大波，而《闺范图说》也由此被称作“妖书”，天下人无不原书作者吕坤，说他是趋炎献媚，祸乱朝纲。

吕坤就此深感惊惧，以患病为由，致士交官，告老还乡。

这篇文章既然在民间反响热烈，自然也传阅到明神宗手中，明神宗翻阅过后，当即大发雷霆，文中涉及最为敏感的“立太子”一事，也不便追究作者责任，索性另求解决之法，亲下一道谕旨，昭告天下说《闺范》一书，其实是他明神宗赐给郑贵妃的，而非吕坤所写，书与著名的《女鉴》一书主旨相似，皆是在颂扬女德，便赐给郑贵妃，好让其朝夕阅览，学习古人精神。

既然皇帝开口说明情况了，大臣们自然也就不好再闹腾，与此《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提及郑承恩等人，也使其紧张万分，于是郑承恩便怀疑此文是由自己的敌对戴士衡与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

因为在戴士衡上书之前，樊玉衡曾上奏明神宗，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且在奏折中指责郑贵妃染指朝政，作为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凭此理由相信那篇引发轩然大波的文章，是由戴士衡与樊玉衡二人联手所写，目的就是为了扳倒郑贵妃与自己等郑氏皇亲，而其最大的目的，正是最终让明神宗能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于是郑承恩便将此事告予郑贵妃，可想而知作为后宫最为得宠者，郑贵妃只需要给明神宗吹吹耳旁风，便能将戴士衡与樊玉衡二人置于灭亡之地。

果不其然，很快明神宗就下旨逮捕戴士衡与攀玉衡，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将戴、樊二人分别流放到广东雷州与廉州，担任边防职务。

此时唯独吕坤已经辞官回乡，便没再追究他的责任，直到二十年后吕坤逝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小品文集《呻吟语》，便是吕坤在辞官后的二十年内所著。

而戴士衡便在万里四十五年死于廉州，生前一直盼望皇帝能够赦免他的罪名，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仍旧未能如愿。

至于攀玉衡，等到明光宗即位，想要起用他担任南京刑部主事，却被樊玉衡以年岁老迈为由婉拒。

纵观整件“妖书案”，可谓牵连极广，引起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朝野大震荡，更牵扯到当时党争最为激烈的两大派系，更牵扯到“立太子”的国本问题，而在这之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共有三人

先是被冠以逢迎郑贵妃之名的吕坤，接着是联手撰写《忧危竑议》的戴士衡与樊玉衡，这些还只是浮上台面的人物，暗地里受到无妄之灾，乃至失去身家性命的人更不在少数。

而这一切的源头，全部都要归结于明神宗当年的那场冲动，如果不是他偶遇宫女王氏，或者偶遇后不一时头脑发热将其临幸，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一系列的不白之冤与荒诞纠葛。

历史的有趣之处，便在于无人可以预料未来，有时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举动，就会引起长达数十年绵绵不绝的蝴蝶效应。

古人皇权之争的可怕，也在于此，很可能就是因为皇帝一时求爽，就会葬送千百人甚至更多人的性命。

可见在古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依附皇权这棵大树的人，都不过是蝼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