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其实叫后母戊鼎
互联网 2023-10-17 11:02www.caominkang.com电脑维修知识
如果说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浩瀚的历史相遇,文物一定是其中之一。
当我们凝视那些来自数千年前的瑰宝,就如触发了一场往来今古的穿越之旅,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都流转于凝眸的一瞬
我们立于兵马俑阵前,听千年前的雷雷战声;我们细品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盛景的再现;我们端详着长信宫灯,想象它如何照亮过西汉的一夜……
而这些国宝,是如何鉴定的,从考古现场被发掘到陈列于博物馆的橱窗,这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则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在这番故事里,有一个群体不能不提——考古和文物工作者。
今天《夜读》要给大家介绍的,便是这样一位和文物、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文物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
9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上一天班,他说越做这个工作,越认为这个工作值得做。
认识孙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较真。在他自己看来,历史的魅力恰恰来自于真实,一个东西不对就是不对,哪怕“文词上比较委婉”,也一定要保证“是非上比较明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唐县出了一批茶具,烧茶的风炉、有茶瓶、茶臼等等,其中还有个小人,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也不太受重视,登记的时候就叫“小石人”,拿到国外展览时保险底价也没多少钱。
可是,经过孙老认真研究,考察比对各种资料,认定它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茶神陆羽像。
这个重大的发现,让原先平平无奇的“小石人”身价大涨,再拿到国外去展览,底价是原来的几百倍。
鉴定出全国唯一的一个陆羽像,只不过是孙老文物研究生涯中的一处闲笔。
再来看下面这个文物,大家想必不陌生,没错,它就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青铜方鼎。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我记得我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写的是“司母戊方鼎”啊。
对此,孙老严谨地解释说“这个‘后’字,它是反文,就是反着写的。
看起来可以念成‘司’,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
你想,一个普通职工,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祭祀的鼎吗?一千八百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
孙老纠正“一字之差”的故事还不止这些,比如,这件珍贵的汉代文物曾经被叫作“金缕玉衣”,通过孙机老先生等人的考证,被更正为“金缕玉柙”(xiá),“柙”也就是贴身棺材的意思。
这种纠正看似微小,但对做了一辈子文物研究的孙老来说,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研究文物才算没有白费劲。
说起自己的工作,孙老这样“文物研究本身就是去了解这些古文物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多少感动人的事情,多少文化成就,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增加文化自信的一个动力。我大半生所做的,就是从历史上找文化自信,去找证据。”
很多人觉得,孙老研究了一辈子文物,家中肯定有不少文物复制品,其实不然,孙老家中最多的,是书,连原先的厨房都被改造成了书房,甚至书房的墙上还留着没拆的热水器。
孙老看书,也写书,这些年出版过《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多本颇有影响的著作,后者还荣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浩大的著作,都是孙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书中许多器物、仕女、车马的线描图,都是孙老一幅幅亲自手绘的。
在孙老家中,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角落,那里放着满满几抽屉的笔和笔芯,用过的没用过,皆是老人伏案的证明。
“把道理讲清楚,有根据有证据地讲清楚”是孙老最根本的治学原则,而这个治学原则,是他从自己的考古领路人沈从文身上学来的。
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技术工人,沈从文先生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两个人的办公室就互相在隔壁,而结缘。
1951年故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展,是孙机真正决心投入文物研究的关键,孙机还记得,在那次展览上,沈先生讲解的重点是供养人的服饰。
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得到的熏陶让孙机一生难忘,在北大历史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孙机下决心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打捞者和解读者。
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忘记这份初心,九十多岁了,还努力地去干,听说自己的书要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他特别高兴,“把这个东西传到外国去,是给中国长脸的。”
聊起工作的时候,孙老总是严谨而专业,但在工作之余,孙老其实是个异常可爱的老人。被问所有荣誉里哪个奖是他心中最爱,他会不好意思地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没法夸。
被老伴“揭穿”用女儿送的碗当笔筒,他会赶紧“转移话题”说书房介绍完毕,没什么好说的。
被问到现在每天读书的情况,他怀念起“好汉当年勇”说以前吃完晚饭就趴在桌子上画图,不知不觉画完几张,天就亮了,现在到了十点钟非睡觉不可。
说完还不忘“劝君惜取少年时”,表示二三十岁的时间太宝贵了,那个时候知识吸收得快、理解得也快,悟性好、记忆力也好。
尽管已经90多岁,但老两口依然恩恩爱爱,惹得小年轻们都羡慕不已。孙老饭后没事会给老伴讲故事,或老调编新词,来上一段京剧,把老伴乐得不行。
生活里的孙老亲切而随和,但在某些事情上,他却是毫不客气。
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常有人找孙老“鉴宝”,甚至开出“天价”,只要孙老陪他们出去转一圈,回来就给一百万。
孙老严词拒绝,“一分钱我也不要。”在他眼里,“文物研究是科学,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
年轻时,孙老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
虽然孙老最终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作为一名考古人、文物人,他毕生其实都在叩问和解答这个问题。
在一件件拂去尘灰、焕发光彩的文物里,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历史浩瀚文明璀璨,我们更清晰地知晓“何以中国”的某种答案。
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
当我们凝视那些来自数千年前的瑰宝,就如触发了一场往来今古的穿越之旅,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都流转于凝眸的一瞬
我们立于兵马俑阵前,听千年前的雷雷战声;我们细品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盛景的再现;我们端详着长信宫灯,想象它如何照亮过西汉的一夜……
而这些国宝,是如何鉴定的,从考古现场被发掘到陈列于博物馆的橱窗,这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则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在这番故事里,有一个群体不能不提——考古和文物工作者。
今天《夜读》要给大家介绍的,便是这样一位和文物、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文物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
9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上一天班,他说越做这个工作,越认为这个工作值得做。
认识孙机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较真。在他自己看来,历史的魅力恰恰来自于真实,一个东西不对就是不对,哪怕“文词上比较委婉”,也一定要保证“是非上比较明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唐县出了一批茶具,烧茶的风炉、有茶瓶、茶臼等等,其中还有个小人,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也不太受重视,登记的时候就叫“小石人”,拿到国外展览时保险底价也没多少钱。
可是,经过孙老认真研究,考察比对各种资料,认定它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茶神陆羽像。
这个重大的发现,让原先平平无奇的“小石人”身价大涨,再拿到国外去展览,底价是原来的几百倍。
鉴定出全国唯一的一个陆羽像,只不过是孙老文物研究生涯中的一处闲笔。
再来看下面这个文物,大家想必不陌生,没错,它就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青铜方鼎。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我记得我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写的是“司母戊方鼎”啊。
对此,孙老严谨地解释说“这个‘后’字,它是反文,就是反着写的。
看起来可以念成‘司’,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
你想,一个普通职工,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祭祀的鼎吗?一千八百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
孙老纠正“一字之差”的故事还不止这些,比如,这件珍贵的汉代文物曾经被叫作“金缕玉衣”,通过孙机老先生等人的考证,被更正为“金缕玉柙”(xiá),“柙”也就是贴身棺材的意思。
这种纠正看似微小,但对做了一辈子文物研究的孙老来说,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研究文物才算没有白费劲。
说起自己的工作,孙老这样“文物研究本身就是去了解这些古文物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多少感动人的事情,多少文化成就,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增加文化自信的一个动力。我大半生所做的,就是从历史上找文化自信,去找证据。”
很多人觉得,孙老研究了一辈子文物,家中肯定有不少文物复制品,其实不然,孙老家中最多的,是书,连原先的厨房都被改造成了书房,甚至书房的墙上还留着没拆的热水器。
孙老看书,也写书,这些年出版过《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多本颇有影响的著作,后者还荣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浩大的著作,都是孙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书中许多器物、仕女、车马的线描图,都是孙老一幅幅亲自手绘的。
在孙老家中,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角落,那里放着满满几抽屉的笔和笔芯,用过的没用过,皆是老人伏案的证明。
“把道理讲清楚,有根据有证据地讲清楚”是孙老最根本的治学原则,而这个治学原则,是他从自己的考古领路人沈从文身上学来的。
在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孙机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技术工人,沈从文先生是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两个人的办公室就互相在隔壁,而结缘。
1951年故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展,是孙机真正决心投入文物研究的关键,孙机还记得,在那次展览上,沈先生讲解的重点是供养人的服饰。
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得到的熏陶让孙机一生难忘,在北大历史系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后,孙机下决心要成为中国历史的打捞者和解读者。
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忘记这份初心,九十多岁了,还努力地去干,听说自己的书要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他特别高兴,“把这个东西传到外国去,是给中国长脸的。”
聊起工作的时候,孙老总是严谨而专业,但在工作之余,孙老其实是个异常可爱的老人。被问所有荣誉里哪个奖是他心中最爱,他会不好意思地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没法夸。
被老伴“揭穿”用女儿送的碗当笔筒,他会赶紧“转移话题”说书房介绍完毕,没什么好说的。
被问到现在每天读书的情况,他怀念起“好汉当年勇”说以前吃完晚饭就趴在桌子上画图,不知不觉画完几张,天就亮了,现在到了十点钟非睡觉不可。
说完还不忘“劝君惜取少年时”,表示二三十岁的时间太宝贵了,那个时候知识吸收得快、理解得也快,悟性好、记忆力也好。
尽管已经90多岁,但老两口依然恩恩爱爱,惹得小年轻们都羡慕不已。孙老饭后没事会给老伴讲故事,或老调编新词,来上一段京剧,把老伴乐得不行。
生活里的孙老亲切而随和,但在某些事情上,他却是毫不客气。
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常有人找孙老“鉴宝”,甚至开出“天价”,只要孙老陪他们出去转一圈,回来就给一百万。
孙老严词拒绝,“一分钱我也不要。”在他眼里,“文物研究是科学,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
年轻时,孙老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
虽然孙老最终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作为一名考古人、文物人,他毕生其实都在叩问和解答这个问题。
在一件件拂去尘灰、焕发光彩的文物里,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历史浩瀚文明璀璨,我们更清晰地知晓“何以中国”的某种答案。
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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