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员工猝死背后：停不下的加班与危险的健身

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丨程潇熠

编辑 | 康晓

出品|深网·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

一位28岁年轻员工的猝死，让字节跳动置于舆论风口浪尖之上。

2月22日下午，一位28岁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在网络上发声，称自己年仅28岁的丈夫21日晚在字节跳动猝死。

这位准妈妈在小区业主群里诉说了自己的崩溃与无助，在她看来，丈夫在公司健身房发生意外时没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认为公司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21日晚上，她的丈夫就被医生判断“大脑全部死亡，无自主呼吸，无自主心跳，所有器官衰竭，无力回天。”

2月23日上午，字节跳动在内网发布公告辟谣，称该员工即吴同学“仍在抢救中”。下午，字节跳动发文，称吴同学在抢救41小时后不幸离世。截至发稿，未有消息阐明吴同学发生意外的根本原因。

《深网》了解到，吴同学是字节跳动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一份网传的吴同学在字节git代码管理系统的提交记录显示，吴同学在今年1月29日以来，多次凌晨三四点还在提交代码。2月9日更是从凌晨三点连续提交至中午12点。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深网》，这个系统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UTC），显示时间再加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正常时间，不是凌晨加班。”

这一事件引发了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广泛共情。有位字节跳动工程师感叹，虽然不认识吴同学，“但物伤其类，看到他妻子在心碎时还要考虑钱、孩子等现实问题，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

虽然未有官方对死亡原因的明确判定，但舆论普遍认为其离世原因是工作过劳后的不当健身。

成立10年，字节跳动已从名不经传的“后来者”成为估值千亿美元的巨无霸。创始人张一鸣也从一位连续创业失败者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受关注的青年企业家之一。无数年轻人被字节跳动给出的高额薪酬、承诺的开放文化、发展前景吸引而来，又有人因高强度工作以及组织快速膨胀而长出的诸多“大公司病”不断离去。虽然从去年7月开始，字节逐步出台了如取消大小周等一系列为员工“减负”的政策，但焦虑仍是字节员工的底色。

“停不下的加班”

字节跳动的快节奏与加班文化名声在外，多位北京字节跳动员工告诉《深网》，晚上9点下班都算是“正常下班”。虽然从去年7月开始，字节出台了一系列如“取消大小周”等员工“减负”政策，但字节员工的焦虑并未缓解，反而在字节跳动2021年确定以“去肥增瘦”为目标后甚嚣尘上。

一位与字节跳动有过项目对接的某公司员工对《深网》称，虽然字节后来取消大小周，但工作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对接，“字节的工作节奏基本都还是007”。

字节员工没有绝对的假期和周末，只要有手机有电脑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公，且反馈时间绝不会超过两小时。

这位员工称，项目一旦启动，晚上几点开会都有可能，甚至有几次凌晨还在电话会上。“为了逐级汇报，一个方案可能要过好几层，对应改好几版，他们经常改完发现老板要的还是最初那版，这很常见。”

其实不只是字节，这位员工能够体会到来自字节等互联网大厂的焦虑和内卷，所有工序和节奏都在不停加快。

某位字节前员工还对《深网》称，由于部门内卷，导致他心力交瘁，以致每周要约两次心理咨询。

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字节跳动教育、商业化、游戏、战投等多个团队陆续被爆裁员，战投部门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深网》，时刻都在担心自己会被裁员，“工作已经多到做不过来了，还在不停揽活”，只怕哪天没活儿可干。

两位字节体育相关部门员工告诉《深网》，去年加入公司后一直很忙，基本上是周六必然加班，周日经常加班。

一位字节员工对《深网》称，相对北京总部，上海总部没有很“内卷”，基本上朝10晚8，偶尔会加班到晚10点。一些从上海转岗到北京的字节员工，也能体会到两个总部之间的差异。

从行业角度来看，北京互联网公司数量、人才密度比上海更大，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受城市文化影响，他认为上海更追求生活体验。另一个纬度看，这种差异与公司业务分布有关。比如字节最为倚重的商业化部门主要集中在北京，而此前尝试创新业务的本地生活团队本则被放在上海启动。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此前一直是“高投入换高增长”观点的忠实支持者，他曾认为大小周（隔周单休）肯定能给公司现阶段带来增益。

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互联网公司要开始习惯“慢增长”。

2021年3月，张一鸣一次以字节跳动CEO的身份在周年庆上发表演讲。回顾演讲内容，更像是他对过去一年不算成功的扩张行动进行的反思。例如，在有资源之后，也不应轻易加杠杆，在错误的方向加大投入。

过去一年字节跳动在本地生活、游戏、中长视频、教育等多个领域重金出击却鲜有突破，更大的危机是作为营收支柱的老业务增长也在放缓。一位接近抖音的人士告诉《深网》，抖音系日均活跃人数已达7亿，相比2020年6月公布的6亿，增长并不明显。

“一般会有一个认识误区更多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从2007年开始便带领团队研究国内“过劳”问题，他在2019年接受界面采访时曾说，“劳动投入与价值增长的关系存在临界点”，超越临界点后，过劳程度越严重，经济损失越大。

就国内来看，部分劳动者的过劳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杨河清称过劳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只不过每个时代关注的话题不同。以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关注点都放在解决温饱相关问题上，过劳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对职业健康的需求也变高了。近十年来，国内对过劳现象的关注已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劳更是各个国家在某些阶段普遍发生的现象。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确实呈减少趋势，但之后这一减少趋势却突然停止，转变为逐渐增加的趋势。美国人、英国人也在不辞辛劳的工作着，甚至让日本人都相形见绌。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试图阐述原因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等国家间竞争加剧，企业之间并购、重组频繁。由于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公司的老板们开始叫嚣“员工人数太多，福利待遇过于优厚，都被惯坏了。”

于是企业纷纷以“精简型”为目标而进行经营方式的改革，开始裁撤冗员，缩小规模，削减人工费用。企业家们将二战后雇主实行温情主义经营方式抛在脑后，正如吉尔·A·弗雷泽在其2003年出版的书籍，《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书中描述美国的写字楼沦为了白领阶层的“血汗工厂”，其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不亚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真实血汗工厂。

1978年，美国主要公司CEO的报酬大约是员工平均工资的30倍，而在17年后的1995年，他们的报酬时员工平均工资的115倍以上。即便如此，因为当时美国员工普遍将自己一半的财富投入股票市场，在弗雷泽的描述中，只要股价能持续上升，他们就甘心忍受着裁员和下调工资的痛苦。

当高薪行业中的高薪岗位出现过劳问题时，人们的震惊程度会远大于基层岗位。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就同一国家的同一时代而言，低收入劳动者一般比高收入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人们往往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客服、24小时商店服务员等相对基层岗位的过劳现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纵观美国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数据，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更长。

“健身常识的匮乏”

为了对抗拼命工作所带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健身，成为当代人缓解工作压力和健康焦虑的不二法宝。

一线城市的健身房为了迎合上班族“特殊的作息时间”，近几年开始推出24小时健身房，颇受欢迎。据乐刻去年7月发布的健身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地区，晚上22点至次日早8点的健身人群占比达12.8%，在全国，这一时段健身的会员占比仅接近10%。

回到开头所述事件，根据字节跳动的公告，21日晚吴同学感到不舒服前已经在公司健身房运动近一个小时。这并不是个案，2020年12月，商汤科技47岁员工在健身一个半小时后于健身房内猝死。

一位北京资深健身教练告诉《深网》，身体疲惫状态是非常不适合健身的，不但无法达到效果，很多时候还会对身体有损伤。

上述健身教练称，有很多大厂的员工会在空余时间来健身房找私教，第一课往往都是树立正确的健身观念，“提前热身，结束拉伸，熬夜之后第二天不能健身。部分大厂员工对这些基础知识的认知基本等于0。”

免费健身房作为大厂员工关怀的一部分，已几乎成为互联网公司的标配。但健身行业从业者对《深网》说，很多大厂都提供健身器材，但很少专业人士教授如何使用，“除了这些互联网大厂以外，一些小区的健身器也有健康隐患，但小区的健身人员不会像大厂员工一样总是疲惫状态。”

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硕士在知乎回应相关问题时称，有很多患者误以为白天久坐八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一动不动，下班后健身房练一个小时，就能把白天积累的肌紧张疲劳感解决掉。“很多人练完了适得其反，就来看病了。”

想要进行增肌训练，改善肌肉承受力得在肌肉状态好的时候锻炼。想要运动改善心肺、内分泌功能，需要在身心不疲劳的时候练。“对于忙了一天，腰酸背痛，身心俱疲，少气懒言的办公族来说，这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歇着。”

（孙宇、柳斯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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